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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左翼的萝卜革命——《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藤田和芳

发表于:2013年07月25日

藤田和芳决定把他的“革命”带到中国。

2013年7月9日,他的中文版自传《一根萝卜的革命》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这天,为他“站台”的有著名学者秦晖和资中筠。来到中国之前,藤田和芳特意为签售练了汉字——“有机农业是和平的农业”。

在日本,藤田和芳被视为“有机农业教父”和“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38年里,他创办的“大地守护协会”成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他的有机农业运动在日本引发“一根萝卜的革命”。

如今的日本,已经没有人再称藤田和芳为“左翼”,三十多年前,学生时代的他曾是日本左翼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觉得从学生运动到推广有机农业,他的追求一脉相承——因为“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

 

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1960年代末期,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外部世界同时也刮起一场左翼思想风潮。在法国,两万名学生掀起导致戴高乐下台的“五月革命”;在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里则开始了一场场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越战的运动。

那时候,日本的年轻学生们幻想自己“可以主导颠覆世界的革命”。藤田和芳所在的上智大学里贴满了大字报,作为社团报纸主编的他,也在这种风潮下变得越来越激进。他常常在深夜打开收音机收听毛泽东语录和革命歌曲——“日本的各位,这里是北京放送。”

1968年,东京大学发生了著名的“东大纷争”事件,该校超半数以上学生参与了运动,校园里多座建筑遭学生封锁,占领工学院列品馆的一位明治大学学生甚至写下“造反有理”的口号。

最终,日本警视厅警备部动员了8个机动队,才解除了运动学生对校园的封锁。作为“反帝全国学生联盟”委员长,藤田和芳的好朋友藤本敏夫被捕入狱。

这场运动终于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不切实际的思想和主义,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其实无能无力。更何况,领导运动的学生,自己仍处于对未来迷茫的阶段,想要改变世界毫无可能。

与中国的文化革命一样,日本学生的运动最终转变为不同派系间的内讧。它们有些以失败收场,有些则以流血作为终结。

藤田和芳在自传中写道:

“任何面对现实的妥协都会被看做罪恶和背叛。如此这般,同伴、同志间的批判、斗争愈演愈烈。也有在燃烧瓶与催泪瓦斯的骚乱中身心俱损,被长期后遗症折磨的同伴们。谁应该对他们负责呢?我们究竟干了什么?现在的生活为什么离理想那么遥远?在进退两难中,我们抱着美梦破碎、湮没于世的自虐意识打发这日子。”

他和大多数学生一样,放弃“理想”,步入社会。

1970年,大学毕业的藤田和芳在一家出版社打发日子,学生时代改变世界的理想仿佛就此远去,直到他开始投入另一场运动。

 

一场价值观的革命

196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启动了“国民收入成倍增长计划”,战败后的日本因此在1970年代步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举国上下迎来“如过节般的浮华时代”。工厂烟囱肆无忌惮喷着浓烟,农村也在经历着以广泛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效率革命”——“落后于时代”的传统种植模式被抛弃。

与如今的中国相似,当年日本这种不惜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引起了国民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1974年,日本作家吉佐和子撰写的《复合污染》,曾给藤田和芳带来思想上的极大冲击。在书中,吉佐和子用大量事实,证明农药不仅对蔬菜和谷物造成污染,更会引发对土壤的永久性污染。

那年7月,藤田和芳看到报纸上一则“毒气研究中产生的肥料、矿物质让粮食增产”的报道,找到报道里的主人公医生高仓煕景。二战时,高仓曾是一名军医,当他跟随满载战俘的船回到家乡港口时,发现四周漂浮的农药异味和自己研究过的毒气极为相似,而有些农民的身体也因此搞坏。固执的高仓开始逐个说服他们放弃使用农药。

那次,藤田和芳得知,放弃农药种植的蔬菜因卖相不好价格大幅跳水,他便决定帮这些农民推销蔬菜。他们把带着虫眼的蔬菜拉到住宅小区露天售卖,告诉家庭主妇们“安全的蔬菜,虫子才去吃”——这正是大地守护协会的雏形。

“大地”的创始人都是当年参与运动的学生,第一任会长正是刚刚出狱的藤本敏夫。那时候,他们被讥嘲为丢了大棒捡起萝卜的“堕落活动家”。

这些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却将推广有机农业视为学生运动的延续。在有机农业发展之初,日本也出现过一些热爱有机农产品的小团体,但只限制在个别种植户与个别消费者间“自娱自乐”。

“他们不想去改变、吸收那些不了解有机农业的人,他们觉得‘我们是有着共同理想的人’。”那时候,藤田和芳开始考虑,“我们创造的理想社会是什么?如何从农民的视角改变社会?”

“光靠喊口号反对使用农药无济于事,要倡导和普及一种新的价值观。”他们决定发起一场让农业“回到原点的革命”,让有机农业成为被大众认可的形式。

革命,是左翼学生们喜欢的词汇——“很多人想的是改变社会的轰轰烈烈的形式。我觉得革命不只是这种。从种一根萝卜开始,你需要去整地、改良土质……这种细微的事情最终才能促成革命。”

这一次革命,并非当年空喊口号式的乌托邦,他们意识到“只有从小事做起,即便是只把一根没有施过农药的萝卜送到了消费者手中,都胜过空喊一百句大口号”。

1975年8月,300名农民和消费者参加了“守护大地协会”成立大会,宗旨是:驱逐农药公害,联合生产有机农产品的农户,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物。根据规定,守护大地的签约农户必须签订很多文本,农户的农场基本情况、所购买的种子、防虫、除草等种植细节都要在文本里体现,不能有任何不实之处。如有任何欺诈行为,交易就会终止。

“这不只是种植技术的革命,更是一场价值观甚至流通领域的革命。”藤田和芳说。

 

重建一个社会

如果在“做社会活动的企业家”和“做企业的社会活动家”两个标签之间做出选择,如今的藤田和芳会选择前者,因为“企业家更容易推动社会的发展”。他想做一个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典范——“不能因为金钱,就做出污染环境的行为。不能为了利益,偷偷使用农药。”

而36年前,藤田和芳做企业,却出于无奈。1977年,守护大地协会成立两年,还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市民团体。最窘迫的日子,连购买一台暖炉的费用都承担不起。那时候,藤田和芳意识到,“倡导社会运动首先要学会自立”,“无论高举多么崇高的理想旗帜,靠着别人的钱或者国民缴纳的税金来搞运动只是一种任性,也坚持不了多久。”

守护大地协会决定成立一家股份公司,藤田和芳更愿意将这家公司称为“社会企业”。那时候“社会企业”在日本还是新鲜事物,但这一概念并非藤田首创,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给出的定义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

刚刚成立公司的“大地守护”很快经历了一场风波。与“大地”合作的一位农户发现临近的农家种植技术比自己落后,就跑去嘲笑、指责对方。这一幕,刚好被消费者看在眼里。

这让藤田和芳开始反思自己建立“大地”的初衷。他回想起学生运动时代派系对立导致的崩盘——三十多年来,当年学生运动的教训始终是他的“反面教材”。

“我们不是要建立互相指责、诽谤的社会。”他们召集消费者开会,让那位农户退出协会。“大地”的生产标准从此在“尽可能不使用农药、化肥”等条件之外,多了一条“不对他人恶语相向”。

为取得消费者信任,藤田和芳带着他们走到农户的地里,看看安全的蔬菜到底是怎么种植出来的,让他们慢慢接受有机农业的理念。

藤田和芳总想改变这个世界,在他看来,“这不只是让消费者知道‘我们什么农药都没有放’,更是想要构建一个互相友爱、帮助、信任的社会形态。”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经历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拥有2500个生产会员和91000个消费会员、年营业额超过153亿日元的庞大组织。经营范围也扩大到宅配、电子商务,甚至日本料理店等。藤田本人也被日本《新闻周刊》评为“改变世界的社会企业家100人”。

与此同时,在整个日本,虽然有机农业的坚定支持者如今也只占总人口的5%,但正是这“5%”让日本政府的政策做出了调整。日本颁布了有机农业认证标准法规,国家认证的有机农产品检测机关也随之产生。日本形成了全国从上到下促进有机农业的态势。

如今的守护大地协会,如何在价值观主导的NGO与资本主导的企业间做出平衡?藤田和芳的答案是:“不是一味为了股东利益,而是将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入到有机农业事业中——在保持利益的同时实现循环。”

1985年,藤田第一次来到中国,此后陆续来过二十余次。对于三十多年前收音机里的中国,曾经的“左翼青年”藤田和芳显然不想只做一个有机农业的“传道者”。

早在2009年,藤田和芳就决定与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发起的NGO——富平学校合作,将“大地”模式推向中国。那一年,他跟随这家NGO访问了中国各地,看到的情景与守护大地协会建立之初的日本十分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超标使用化肥。

藤田和芳也开始明白,很多问题都导致中国无法直接照搬日本模式。在日本,种植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养土”——将贫瘠的土地变得富饶。但中国土地归国家所有,在承包期里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催产是最经济有效的方式。“两国人民对土地的热情和感情是不一样的”——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的“产权决定一切。”

作为合作伙伴,该NGO的负责人沈东曙同样也发现了新的阻力:日本的有机农业由生产者主导,而中国消费者已经对食品安全产生恐慌,生产者却缺少对有机理念的执着。他们不得不自己先建起有机农场,为未来加入的农户们做一个好的示范。

而萝卜革命在中国难以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面对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更为薄弱的信任基础。沈东曙为此生造了一个词“信任农业”。他们觉得,在中国,藤田和芳的有机农业运动,更需要掀起另一场“革命”——重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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