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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平学校:经济学家要帮穷人赚钱(中国新闻周刊)

发表于:2013年01月05日

2012影响中国:年度公益人物

获奖:富平学校

提名:爱德基金会/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蓝天救援队

获奖理由: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十年前,在农村小额信贷实验的基础上,茅于轼、汤敏等社会有识之士创办了北京富平学校。一群不甘心停留在书斋里的学者,试图用行动促进中国贫困人口的福利改善与平等发展机会。在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寻求解决农村贫困的新路,这需要智慧,更需要远见。贫困地区准备进城的农民,可以得到富平学校提供的培训和就业机会,项目的实施者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先生相信能够以一种民间的努力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更有效率。

简介:富平学校成立于2002年,发起人为茅于轼、汤敏等人。除了培训进城务工人员,还整合小额贷款业务,给有技术的农民创造与城里人一样的机会。富平做法的核心,是用从市场中赚来的钱,来维持公益的可持续发展。

富平学校:经济学家要帮穷人赚钱

2002年上半年,刚刚从互联网公司抽身的沈东曙正在寻找事业的下一站。选择项有三个:一、媒体投资;二、创业投资;三、社会发展。其间,他看到了有关富平家政学校的报道。这个新成立不久的学校,正在面临招生困境。他决定把后两个选项合二为一,做一个社会创业投资。

报道中吸引他的,是这个学校的创始人茅于轼对于小事的态度。“他不怕做小事,也不怕这个小事永远是小事。”

他给茅于轼打电话,希望一起推动此事。而对于茅于轼来说,这个年轻人的到来,正是雪中送炭。

“有难度的舞台”

彼时,富平家政学校的招生困境,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当时的招生办主任陈祖培用了近半年的时间,跑到山东、山西、江西、河北等地招生,只招来了75名学员。

并不是没有市场需求。茅于轼和汤敏在山西崎岖的山路上决定上这个项目时,做了一定的市场调研:一方面农村有大量的适合做家政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城市有大量的家政需求。同时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贫富悬殊,产生了有足够吸引力的收入差距。

问题是家长不放心把孩子交给一个“非公”机构。陈祖培到张家口招生时,有人夜里找到他住的宾馆,让他出示证件,看他是不是人贩子。

沈东曙加入后,拉来政府一起做这事,填补了农民与学校之间的信任空白。作为一位有过投资和被投资经历的企业家,他对于政府需求有着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取意于“扶贫”的富平家政学校,正好可以用来满足地方政府的扶贫需求。这样家政学校的招生需求,就转化为地方政府的扶贫绩效需求了。

寻求与政府以及其他资源拥有者之间的合作,是沈东曙一以贯之的观念。社会企业之所以吸引他,也是因为这是一个“有难度的舞台”。而作为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以往的角色更多是政府的监督与建言者。

此时,富平学校的角色分工初步形成:作为关心社会问题的学者,茅于轼和汤敏更多探究宏观的社会问题,具体操作则交给有企业家背景的沈东曙。用企业家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就是富平找到的一种组织形式:社会企业。

和穷人一起赚钱

汤敏说,中国在过去有两个极端:要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企业,要么是不求回报的慈善。社会企业把两者均衡了一下:可创造利润,但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解决社会问题,但不是无偿的。

在茅于轼的观念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投资意识,讲究投入产出比。这一观念移植到公益领域,就是他希望用较小的投入,带来更多的快乐。但当小额贷款的利率高到一定程度时,还是引发了一些争议。2012年,永济富平小额贷款的年利率达到21%,为基准贷款利率的3.5倍。有人说,这个社会企业的“企业”属性有点过头了。事实上,与大多数针对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公司比起来,21%的利率并不高。

茅于轼回应说,由供求关系来决定资产价格,并不能改变一个公益企业的属性。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挣来的钱去了哪儿,是拿来给股东分红,还是滚动到了公益的盘子里。茅于轼说,从2002年成立至今,富平没有一分钱的分红,都继续投入到社会企业的发展。

茅于轼并不认为“赚穷人的钱”有什么不妥,恰恰相反,他认为赚富人的钱不是本事,能赚到穷人的钱才是本事:这证明穷人的手里有钱,而这个钱正是富平的钱“生”的,富平是在帮助穷人赚钱。

公益与人格

茅于轼这一思想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他没有把受助者看得低人一等,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机会,而不是怜悯。

在2002年6月给沈东曙的信中,茅于轼说:我回想一生中有几个转折点,一个是懂得人与人地位的对称,这是理解人权、道德、待人处事原则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富平学校副校长邢文毅说,有些传统的公益之所以需要改善,是因为大家往往把这个事引申到道德层面,而不是公民责任层面。这种做法一方面把受助者矮化了,另一方面,高高在上的施助者也容易忽视实际的公益效果。

比如,在简单的资金救济结束以后,没有还款压力的受助者不会拿这笔钱用于创造财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可能形成一种路径依赖,物质贫困依然,精神矮化依然。

公益界一位资深人士指出,中国的公益模式,正从以前的“把钱花出去”,转化为“把钱花好”,进而发展为“能赚钱的公益”。

既然小额贷款的利率这么高,为什么没有吸引大批的资本进入,从而通过竞争降低价格呢?茅于轼说,这是因为小额贷款有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一、单笔贷款的标的额较低,单位成本较高;二、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户家的贷款,能不能收回来,始终是一个让资本担心的问题。

而富平多年做下来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而农民的信用也不像很多人预期的那么低。沈东曙说,富平小额贷款的坏账率,可以维持在2%~3%。汤敏说,农村不是没有市场,只是需要培育,需要耐心。这种耐心,只能从公益的初衷中生长出来。

演化

过去10年,富平从一家注册资本30万元的家政培训学校,发展为如今年运营资本1亿元、下辖5个社会企业的社会投资平台。这5家社会企业的一个特点,就是都与“农”有关。

沈东曙不愿意用历史决定论来概括富平的十年发展,他更愿意提到的一个词是“演化”。这个演化的路径是:先从小事做起,一步步摸索规律,把一个社会企业做扎实;然后投资社会企业;最后号召其他人参与投资。

从2002年到2004年,只要不出差,沈东曙每天都就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和从农村来的家政女工聊天,家长里短的。他把这一跟服务对象接触的过程,叫做“参与式发展”。在富平家政上积累了信心,富平也开始投资社会企业。2008年9月,富平与联想控股等共同成立了富平社会投资公司。公司投资的第一家社会企业——“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于2009年5月正式挂牌。

2010年,富平发起成立了乐平公益基金会。在其理事会和监事会名单中,既有吴敬琏、资中筠、张维迎等知名学者,也有林荣强、丁健、马云、任志强等企业家。

汤敏说,富平所做的项目,大多带有试验性质,“这个试验,既是为富平,也为其他潜在的资本和社会企业家,更为证明给有关部门看。”

邢文毅说,小额贷款的实践,已经开始产生示范效应:有些以前只在春耕和秋收放贷的农村信用社,现在也在努力做到随时放贷。

现在,富平的5家社会企业均走势平稳:两家小额贷款公司每年利润约300万元,富平家政公司30万元,千千树早教服务公司已收支平衡,刚刚成立的生态农业公司也呈现出良好的势头。

作者:《中国新闻周刊》  2012年12月27日

原文链接:http://insight.inewsweek.cn/report-8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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