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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安全食品,需播种‘信任’”——《南方周末》专访藤田和芳

发表于:2013年07月25日

种菜和卖菜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关系。

日本政府对有机认证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但这些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

2013年7月9日,被誉为“日本有机农业教父”的藤田和芳再度造访中国。在他眼中,当前的中国农业现状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极其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滥用化肥和农药,消费者也青睐价格便宜、卖相好的产品,那些弯弯的黄瓜、带虫眼的青菜很难卖出价钱。

藤田和芳是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创始人,作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之一,这家成立于1975年的社会企业拥有2500个签约农户和超过10万户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

“中国人口占世界近五分之一,其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整个世界举足轻重。”藤田和芳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参考。

2013年年初,守护大地协会与北京富平学校合资创办了名为“富平创源”的社会企业,目前已开始在京津地区生产和销售有机农产品。富平学校由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创办,以“创新社会投资,让服务惠及穷人”为理念。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藤田和芳反复强调,要收获安全的食品,最重要的是播种“信任”。

南方周末: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化学农业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不用这些的话,是否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

藤田和芳:从日本的经验看,已有很多替代的办法。比如农民会收集60公里范围内的人畜粪便,或是吃剩的食物,这些都可以发酵堆肥。针对病虫害问题,人们不再采用化学药剂,而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达到物理灭虫的效果。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轮作”,也就是在一块田上,轮换耕种不同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效对抗病虫害。这些方法都可以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

南方周末:中国农村目前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他们能否掌握新的技术和理念?

藤田和芳:新技术并不耗费更多的体力,掌握知识也跟学历无关,最重要的是如何去传授这些知识。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5岁,同样存在老龄化问题,但是跟守护大地协会合作的农户中却不乏年轻人,因为他们在生态农业中看到了希望。目前我们在中国也开展了农产品养殖、种植培训,我的梦想是实现全家一起务农的“家庭农场模式”,并且真正在中国农村扎根。

南方周末: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农民种两块田,一块给自己吃,另一块地的农产品卖给城里人。近年来中国也时兴有机农业,但是消费者仍会有疑问,是不是真的不用农药、化肥?

藤田和芳:从守护大地的经验看,种菜和卖菜并不难,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关系。我们会把消费者带到田地,去认识种菜的农民。消费者也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农民能够走进城市的生活圈,于是农民的孩子跟消费者的孩子成为朋友,一些主妇也跟农妇建立了很私人的关系。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很容易被传播,主妇就会去跟她的朋友说,这家农户种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信任。

南方周末:但这种消费毕竟是小众的,比如我们在北京吃的都是山东的蔬菜,可是我们怎么能跟山东的生产者建立这种关系?

藤田和芳:当然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北海道出产的土豆,我们也很难把东京的消费者都带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另外也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针对农药残留的严格检测,同时要求农户建立详细的生产记录,每天种了什么,用了什么药。检查的时候,会把生产记录和库存做一个比较,这个数字必须是吻合,以防止造假。这些最终都会提供给消费者。

南方周末:守护大地协会也存在适当使用农药的“转换期中的农产品”,怎么确保这类农产品的安全?

藤田和芳:在日本,真正的有机食品只占农产品总量的0.13%,因为政府对有机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他原来使用化肥农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的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那么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这些也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消费者可能有两种反应,接受这种安全性的产品或者寻求价格较高的有机农产品。

南方周末:说到价格,中国超市里有机蔬菜非常贵,通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听说在日本这个差距并不大,这是为什么?

藤田和芳:就像你所说,在日本有机蔬菜只比非有机贵两三成。我不清楚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是怎么制定的。在日本,农民没有一夜致富的想法,收购方根据农户的情况,考虑用什么样的价格采购,能够维持农户第二年的再生产和一定的收益。最终价格只要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就行。

南方周末:中国近年来频频出现镉超标大米,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镉污染引发的痛痛病、汞排放造成的水俣病,当外部环境比如水和土壤被污染,如何确保农产品安全?

藤田和芳:这些并非农业生产者能够改善和控制,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现在日本新澙的越光米非常有名,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新澙也发生过重金属污染。当地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河流,于是农民就联合一些机构去找政府,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必须让化工厂搬迁。包括2011年福岛核危机之后,当地农民也是深受其害的,一些没怎么受到污染的蔬菜,也因为消费者的恐慌而出现滞销,这些也同样需要依靠政府来帮助解决。

南方周末:但有时信息并不公开,比如今年山东个别地方出现剧毒农药污染的生姜,湖南一些地区发现了镉米,信息不透明导致当地农产品都滞销,此时政府要做什么呢?

藤田和芳:日本人很看重“风评”(风传的议论)。很多时候,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件,企业或者政府首先想的是怎样去掩盖这个事,因为他害怕形成恐慌。实际上越这么做,就越容易造成恐慌。福岛核危机之后,确实很多消费者担心核污染,他们怀疑,守护大地协会如果继续销售东北地区的蔬菜,是不是安全?于是,协会就投了很多钱去做核辐射检测,把检测结果详细公布给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包括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如何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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