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楼间起飞

撰文：拉姆

（引语）在这陌生的、逼仄的高楼之间，她发现自己重新恢复了活泼的天性。就像被生活抽得飞转的陀螺，越转越快，挣脱重力束缚，渐渐呈现出起飞的姿势。

一

在“游览八达岭长城”活动前一夜里，温钦梦见自己贴着水面飞行。那是一片面积极大的水域，望不到边际，湖，海，她极低地、缓缓地飞翔，衣裙和双足，都不曾被水打湿，只沾了满身月光。
“原来，海是这个样子呀——”她在梦里对自己说。

离开故乡五个月后的这场梦，显示出很好的征兆，令温钦凌晨五点就从自己的工作地——位于顺义的一座别墅出发，从北京东郊向市区行进。温钦将这次从黑夜尽头到黎明太阳升起的穿越想像成一次冒险，巨幅广告牌、高架桥、街灯、高楼、未开门的大型超市和商场，这些都市面目中掺杂着某种不可言说的危险，她担心坐错了车迷了路，担心能否按时赶到集合地，担心所服务的香港人会不会为一早就见不到自己生气——虽说今天是经过同意的她的休息日。

17岁的温钦是个藏族姑娘，来自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中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家中，平时帮忙哥哥放放羊，在家里晃了一年后，听说妇联组织剩余劳动力进京学习、工作，正迷茫的她便报了名，能去北京走一走，见见世面也不错，跟妇联出门父母也放心。到北京后进了富平学校，她才明白是学做家政人员，学习与家乡生活完全不同的城市人生活，为他们提供家政服务。三周培训结束后，温钦被分配到一个香港客户家中，每天主要任务是打扫别墅四层楼房和车库的卫生。别墅的生活使她感觉自己变成了圈在栏里的马儿，不能出门，每天同样的米饭，稀罕但并不合口味。晚上工作完拖着酸痛的身子回到地下室，她开始想家，想草原，想在学校新结识的姐妹和老师，客户的防范和试探让她感觉屈辱，在黑暗中她边哭边唱歌，努力对自己说：习惯了就好。

和温钦一起到学校的藏族学员共有18名，因为语言、想家、生活不适应、家中有事等原因，短短5个月内竟走了过半，她真害怕剩下的也走了，只剩她一个人在北京。她也害怕过不了几天自己坚持不住会离开，连北京的门在哪儿都没有摸着就回家，那可太丢人、太不划算了，再说，在学校培训时她已经决定要把以后挣来的钱存起来，去学习外语。

张惠琴比温钦早一期，甘肃和政人，常年的劳累使31岁的她看起来远远超出实际年龄，“我们那里苦，人命贱。”今年大旱，98亩地颗粒无收，丈夫的病等着抓药，三个孩子等着交学费，公婆要赡养，张惠琴一咬牙来了北京，出门前她就做好了再苦再累也要忍着的准备，但在客户家工作的辛苦、艰难还是超出了她的想像。她的工作要照顾两位老人一切的生活起居。大爷90岁，老伴也过了70并且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没有尊严的生活使老人的性格变得乖戾、多疑而暴烈，对待碰触她身体的人更是肆意辱骂，有一次老太太叫着“她要害死我”将尿盆打翻在张惠琴身上，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在这个家里谁也呆不长，在她来之前的一个月内，竟然换了5位家政人员。每到夜里张惠琴总能真切地听见8岁的小儿子喊“妈妈回来”，可她还得忍，咬破了嘴皮地忍。参加一次活动，成了她唯一的念想，她想就是死了也要看看长城呵——她终于提出辞职，换取了一天的休假，除了买菜，她没有出过一步门，也没有休过一天假，虽然合同规定每月可以有4天休假。在北京工作了七个月后，张惠琴第一次感觉到了轻松：“我现在就想大声地喊上几嗓子。”

安徽姑娘刘小芳的运气就好很多，她的客户总是鼓励她在休假期间参加活动，她都参加4次了：6月29日游北海公园，7月14日老年病防治知识讲座，8月17日游龙潭湖公园。“姥爷说我还小，需要多玩多学习，每次参加活动前好几天我就睡不着觉，计划带什么，穿什么，可能和哪个姐妹见到面，回来后要高兴上好些天，干活也有劲儿。”

8:20，温钦、张惠琴、刘小芳赶到集合地点，已经有几十名家政人员聚集在那里，不断有新的人员加入其中。此前她们并没有见过面，但她们彼此打着招呼，像相交多年的朋友一样自然、热情。这些年轻的、中年的女人们大部分来自西北，你可以从中听出天水话、平凉话、武威话、绥德话、汉中话…… 浓郁而有力的乡音，使得清晨阳光中这一小块北京，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大西北。

年轻女孩们清一色的时装，有些人脸上还残存着点高原红，如果不说话，很难看出她们来自乡间。但她们已经出发，家乡的一切被抛离出视线，在陌生的都市中，生活的艰辛从田间地头的劳苦耕作、经济的捉襟见肘，转变为如何在新环境中自由地生活，从生存技能到心理融合等多方面的准备。所有的彷徨和不适无从消解，却又必须消解，一个关于飞翔之梦的起因不是因为享有自由，而是因为自由的缺失！自由，对于这些工作同生活在同一个狭小的、他人的屋檐下的女人们意味着什么？可以放松地休息；感受他人的关爱，又释放自己的关爱；与同伴交流工作经验和体会，树立自信，从而更坚定、更愉快地在城市工作下去。在陌生环境中每个人都在寻找同类，只有这样才能消解孤独、弱小之感，集体总比个体来得强大，她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现在，在学校、在门店、在客户家里说着礼貌用语，沏茶，掀起门帘请人先行的，显然经历了规范服务加工的女工们，宛如童话中玩具王国的臣民，在听到午夜钟声的一刻被赋予生命，从僵直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她们的言谈举止变得犹如绸缎般舒展、活泼。

温钦见到了3位同来的藏族姐妹，其中一位来自甘南藏区，自从从学校服务中心的门店分配到各个客户家，她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8:30，组织活动的老师开始点名、分组，温钦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出现了：这次活动她没有报上名。11月16日游览八达岭长城活动，一个月前已在学员的内部刊物《富平家政通讯》刊登了报名事项，因为需要租车，参加的学员名额必须控制在83名，对于与活动组织者经常联系的三、四千名学员来说，显然僧多粥少，像她这样没有报上名的人大有人在。如果不是那个梦的缘故，温钦也许就放弃了。藏族人一向相信梦境传达的信息，对他们而言，梦是另一个世界的真实存在，这使得她克服了对陌生城市和黑暗的恐惧，一个人穿越了几乎半个北京。她得到了好运，得到了迟到者的名额，获得同样好运气的还有几名。在开车的那一刻，温钦清楚地看到车下迟到的姐妹充满失望的眼睛，她感同身受。对车上每一个女人来说，参加活动最重要的是：终于可以见到分别已久的姐妹和老师；可以痛痛快快地说上一天、玩上一天。

友情体验、压力释放和个人空间的渴望带来的吸引力，甚至超过了登长城活动本身。

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的风口，风大气温低，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游人的游兴，印着“富平”字样的小旗在人流中起伏、腾挪、蜿蜒，在山峰的脊梁——长城上开辟出一条路。到达好汉坡，温钦对伙伴们说：“我们唱首藏歌吧，就唱‘向往神鹰’，在我们祖国伟大的长城上！”

往来长城的游人中有人停下脚步，倾听四个姑娘来自草原的、撕云裂帛的高腔。

二

组织这次“游览八达岭长城”活动的，是富平家政学校下属的家政人员互助小组。整个活动中“王丽”这个名字不停地挂在不同人的嘴边，只不过老师们直接呼“王丽”，学员则称呼“王老师”：带队老师带领那几个学员，找王老师；晕车药不够怎么办，找王老师；学员超过报名人数，找王老师；老师座在哪儿，找王老师……

关于王丽的各种版本里，富平学校公共传播人员说，她经历了从家政人员到社会公益组织工作人员的角色变迁，甚至在她身上可以看到8年来家政人员地位的转变；互助小组的同事评价她：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学员则说王老师最体谅我们，在一次游园活动中她发着高烧组织大家，姐妹们快乐地游园时，她一个人躺在门外的台阶上。

相对于“老师”这一称呼，王丽看起来更像个“学生”：又瘦又小，肤色暗哑，令人暗自担心她的身体状况，蓝色棉服裹在她身上足足大出一圈，谁都不会多看她一眼。可当她笑眯眯地往中间一站，学员就哗地围上来，王老师王老师地叫个不停。

王丽拎着小喇叭，宣布乘车纪律，要求大家保持安静，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学员们只管嘈喳，试图寻找熟悉的面孔，总有人在狭窄的车道中奔前跑后，想换个可心的位子，她们够着脖子说话，想要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她们太兴奋了，淹没于日常工作生活的人很难体会这种兴奋劲儿，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也确实令人头疼。轰鸣的马达和笑闹声淹没了这个瘦小的姑娘，瞬间她大发其火：“这是集体活动，每个人都要遵守纪律，要对自己、对团队负责，谁不听指挥就下车！”车厢安静下来了，老师们开始点名分组，分发药品。

“工作就是这样，有时侯你不严厉不行。大部分学员没有受过教育，缺乏时间和集体观念，那么想参加活动，结果还迟到。”过了一会儿，王丽又担心自己是否太严厉，怕掌握不好分寸，小声帮她们说话：“其实学员们挺不容易的，她们面临的压力很大，家政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吃住行都和客户在一起，很少出门，缺乏私人空间。这次出来，就当放放风了。”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将威慑力和细密的组织能力，与这个小小的身体联系在一起。

王丽所属的互助小组是专门针对家政人员提供服务，为她们提供一个休闲娱乐、交流感情和再发展的平台，是富平家政学校开展的项目之一。开展日常活动，创办每月一期的《富平家政通讯》，开通互助网站，建立紧急救助基金，参与农民工发展项目，所有这些都是互助小组四位工作人员在二环路护城河边的一个居民小区中，一座阴仄的小办公室里完成。

案头堆放着杂志、资料、信筏、文具、水杯、电话、台式电脑，搭在椅子背后的上的外套、围巾和背包，四张办公桌和电脑椅，小组人员全在时，基本上就转不开身子了。倒是阳台上水培的绿箩和紫苏，在昏暗的光线下长得一派旺盛。

王丽负责日常事务，从活动的组织策划、申请经费、执行到后续工作都由她来完成。联系老师及志愿者，统计人数，填写表格，洽谈租车等等。晕车药需要几盒，四十片够吗？照相机也得提前申请，喇叭用电池是一号电池吧；对了，这次活动与隔天的英语培训挨着，估计有学员不能参加学习，得让代课老师早点准备；明天一早还得去校区向新生介绍情况，又有一批学员要毕业了……王丽跑进跑出，手机电话响个不停：“这次名额已经满了，真没办法加人了，你可以报23日的活动，电话是……”王丽就在这些“琐碎”中来回奔跑。有时，她觉得自己就是只老母鸡，护着翅膀下的一堆小鸡。

通讯编辑又在叫她：“头儿来电话，甘肃那边有官员来学校参观，要对‘紧急救助基金’项目作个汇报，你在小组时间长，熟悉情况，就辛苦你了，去顶顶吧，一小时后出发。”

王丽今年23岁，但已经有了8年工作经验。

三

王丽的老家在抗日歌曲里唱的“巍峨太行山”，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八路军司令部旧址、抗日军政大学旧址等革命圣地，显示了本地人的血性，男人们自幼习武的传统至今也没有丢下，随便从山里哪个叉路口跑出来的小娃，都能给你比划几下子。这里的人硬气、不服输。可是革命老区山西长治武乡却是国务院规定的贫困县，靠天吃饭。

王丽从小就跟娘最亲，娘下地干活她也要缠着去，但最早离开她的却是娘。8岁那年，王丽听到从院子里传来叮叮当当做馆材的声音，在两个哥哥嚎啕大哭声中，她突然明白娘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没有娘的孩子总有些惶恐，她辍了学种地，家里穷，被人看不起，王丽总想着母亲下葬那天全村人都去送葬，夸赞母亲能干、善良，她不能丢母亲的脸。15岁时，由县里一位老太太介绍，她第一次离开大山，来到北京做保姆，却不幸遇到了一个让她恐惧的女客户。那是1999年春天。

陈述开始变得困难、杂乱，如同被撕开大脑，抽走了记忆，偏又没有抽干净，残余的让人绝望。那个女人的尖叫时时在她耳根子边响起：“你是我雇来的，吃我的穿我的，就是打死你也由我！”擦楼房玻璃时她想着，我就从这儿飞出去吧，打断胳膊腿都没有关系，要是打坏脑子可怎么办？有一天她看见了那女人疯狂的眼睛，她吓呆了：“她是要杀了我了，她真做的出来”……那15个月，王丽在地狱走了一遭。她被解救，送进医院。

时过7年再提旧事，她依旧需要极力克制自己。她从未向同事们提及此事：“现在我说这些，是说给我自己听，我想到了清理那段记忆的时候了……那个女人也锻炼了我，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

出了医院，打完官司，日子还要继续。王丽做过清洁女工，做过按摩，给人加工过衣料，在小厂子里缝过内衣环扣，她再也不要做保姆了，不要！那个时候她甚至不能听到“保姆”两个字，这会让她的大脑迅速变成一片空白；干活时如果有人站在她身边，她的双腿双手就会不由自住地颤抖。可她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村小姑娘，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2000年到2003年期间，她还是陆续去了三户人家做家政。

做清洁女工时，王丽在垃圾筐中拾到一副被人丢弃的电脑键盘，令她如获至宝，开始自学电脑打字，一有空闲就抱着字典背字根，练习拆字和盲打。
有人跟她开玩笑：“王丽，你还学高科技呢——”
她笑嘻嘻地回答：“学了总没有坏处。”

她想存些钱，帮助家人，然后再学点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在生活中站稳，距拥有自己的小服装店的梦想，更近一步。其实，在不稳定的生活过程中，王丽自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四

千禧年，全世界都以不同方式迎接它的到来。王丽躺在医院里，收到她的千禧礼物：志愿者——她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冯小朵从媒体上得知了王丽的遭遇，来看望、鼓励她，带来打工妹们捐的600多元钱。冯小朵是“打工妹之家”的年轻志愿者，和其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一起支持她打官司；打官司不是丢人的事情，雇主不能像对待牲口那样对待员工，要给其他有相同遭遇的姐妹树立榜样，保护合法权益。她没有想到那么多，甚至不想讨回被拖欠、扣发的每月150元的工钱，她只是想要讨回清白，哪怕因此需要去“可怕的”法庭。她记着母亲的教导：人穷不能短了志！她不能让母亲为她丢脸。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涌向城市。一个来自乡村的年轻人突然进入城市，没有学历、特长、社会关系和阅历作防身武器，很自然地便处在弱势。如果遇到通情达理的客户，获得收入的同时还能收益良多，有希望一步步看清、融入都市这个繁复的万花筒，甚至还有在通过自身努力，考取大学的好例子，让人觉得自由天地就在前方远……但如果不幸受到客户的歧视与伤害，则有可能走上截然相反的路。

从“打工妹之家”开始，王丽渐渐接触到了更多的NGO，“小小鸟”、“小陈热线”、“工友之家”、“同心希望家园”等，只要有活动，她总设法去参加，和他们在一起她感到了温暖和快乐，看到了希望，那些曾经困扰着她、压得她喘不过气的死结慢慢松开了。从旁观到参与，她开始试着写些小文章表达自己，那些活动，成了黑暗中一盏温暖的灯。

在一次NGO会议上，王丽宣读了自己总结的《关于家政服务的八条建议》，引起了参会的富平学校的注意，而她也得知了学校的学员培训计划。2004年1月，王丽接受学员培训，她丰富的家政服务经验，让她一周后就开始了学校助教生涯：教授烹调知识。后来，做教学老师，班主任，学院部老师，在门店接待客户，2005年6月，她调往富平项目部，开始互助小组创建工作。她从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人，成长为可以帮助他人的人。

一位家政学员在电话里哭着向她讲自己的故事：她最害怕的就是客户给她休假。在北京已经一年多了，每次休假她都不知该怎么办，既不敢出门又没有朋友，每次她都带1瓶水买3个馒头，在小区大门口坐一天，馒头吃完了再回到客户家。王丽联系了那家客户，请他们帮助把她送到车站，自己又到车站接她参加活动。现在，那位学员不仅成了活动积极分子，还能指导其他人如何乘车、转车。在多次参加活动之后，她在《富平通讯》里写道：“来北京后我感到自身素质提高了。每次出门有人向我问路，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别人，我感到特别自豪。以前一遇到不舒心的事就想回家，但现在不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勇敢面对。人活就一辈子，如果我不出来，我一辈子都待在老家，永远不知道外面世界是啥样子。来北京以后，我好像重新活过一次。”

王丽很感慨：“我们都是这个样的，就是第一步难迈。有人拉一把，结果完全不一样。”

关于小服装店的梦想已经离王丽远去。从家政学员到学校老师，再到项目部工作人员，3年中她几乎参与了富平的全部环节，不仅如此，她还是项目部唯一没有读完小学的员工，是富平的特例。作为一名NGO人员，从中能获得更多的尊严和成就感。

她发现自己重新恢复了活泼的天性。就像被生活抽得飞转的陀螺，越转越快，挣脱重力束缚，渐渐呈现出起飞的姿势。

五

有时，同事们会叫王丽一起出来放松放松，比如卡拉OK什么的，大家看她总是忙得不着前后，想着帮她解解压，享受一下生活。背地里，她曾偷偷地苦着脸说：“我学坏了，我发现我喜欢出去玩了。”

工作本身已经够她紧张忙碌、应接不暇了，时间永远不够用，她却还要往上面加码。

晚上18:40，英语课迟到10分钟。王丽抱歉地冲老师笑了笑，躬身坐到了培训教室前排，打开《新概念英语》第一册，加入朗读的行列。在中国，有的是和她一样利用业余时间、报班学习的年轻人，和为他们开办的、名目繁多的各类学习班。他们大多起点很低，下班后来不及吃饭，就匆匆赶到某座居民小区或者夜校上课，渴望通过掌握某种专项知识和技能，给生活带来机遇，从而改变命运。

路上从流动摊贩手中买的烧饼就在背包里，王丽没时间吃了。那是她每天的晚饭，一块钱两个——她想起早饭的两个烧饼，还在办公桌上，忘了吃。

22:50，从地铁再转公车回到家——带厨房、卫生间的一间平房。一个月前，为了照顾刚做完肝癌手术的父亲，王丽才从通州搬到了现在这间，位于城乡结合处的出租屋，每月600元的房租，对她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不足8平米的屋内放着两张单人床，小床之间的小方桌兼作王丽和父亲的饭桌、书桌、床头桌，父亲躺在床上，一直等着她回来——这令她内疚。可是，想要照顾父亲与理想冲突着，她自我解嘲地说：“他现在还能照顾自己，等他再老一些，等我能多挣些钱，再多学点，我就可以多花些时间照顾他。”这个理想，有关现实，有关认同，有关自由，它们就盛开在姐妹们的眼睛里。

23:10，洗漱完毕，她坐在床上抓紧时间学习英语，父亲靠在床上默默望着女儿，一天之中，只有这段时间属于他们。在王丽身后的白瓷砖墙面上，写满了英语单词。

11月16日7:10，摄影师按照约定的时间，开车接王丽到活动集合地点集合。周六清晨的北京天气晴好，难得没有塞车，路过国贸北京的CBD——王丽每天早晚两次，都会在这片高楼地下的地铁里，鼹鼠般穿行。王丽望着车窗外玻璃幕墙折射出的、浅蓝的天空，突然说了一句：“北京其实挺漂亮的。”

富平家政学校：富平家政学校是一个从事扶贫的公益组织，于2002年3月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与他的学生汤敏博士创建，取“扶贫”谐音。主要向贫困地区的妇女提供组织、培训、安置、权益保障一体化服务，在贫困和城市就业之间架一个桥梁。学员在学校要接受为期3周培训，培训内容涉及职业道德、家庭烹饪洗烫、幼儿及老人护理、家电使用、礼节礼仪、及沟通技巧等。学员入学时可以不交学费，上岗后以工资分期付款的形式偿还学费，从成立至今，富平已向社会培养出超过一万名学员。